驯服偶然：以统计术为治理术

莱布尼茨何以对中国那么有信心？那是由于他了解中国哲学。他不难从中国哲学里面，发现与“前定和谐”相对应的宿命。

在他看来，中国就是欧洲的“前定和谐”，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当亦如是，有着宿命般的互动性和互补性，在《中国近事》里，他对中国和欧洲做了比较。

他这样说道：现在来谈谈中华帝国。怎么谈呢？先从疆域来谈，他说：中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他的依据，可能就是《尼布楚条约》，在条约里，中国疆域，除了明朝时期的“中国本部”外，还包括了中国满、蒙地区，这就与欧洲面积大致相当。

接下来，就谈到人口，他说：中国人口的数量，超过了欧洲。他这样一说，使人想起康熙时“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及后来“摊丁入亩”，那些政策，虽不一定就能推动人口增长，但它却有利于国家普查人口。

当时，莱布尼茨正向普鲁士君王建议，要搞人口普查，他认为，一国兴衰，与祈祷无关，国运如何，可以计算出来，他有一句口头禅：让我们坐下来算一算。

当君王问他：怎么算，从何开始？他的回答是：以统计术为治理术，从测量土地和普查人口开始。很显然，这跟国家统一的要求和中央集权的兴起有关。我们从他的建议里，看到了这一趋势，而中国，在他两千年前就这样做了，一直做到康熙时。

他这样做的灵感，难道来自中国康熙帝？有可能，但也不见得。

因为，在欧洲，已有英、法两国先于普鲁士这样做了，与他同一时期，但年长于他的英国人威廉·配第，在当时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政治算术》。把政治当作算术来做，也有要让英国政府坐下来算一算的意思。

在《政治算术》中，配第的算计，主要针对荷兰与法国，在欧洲的历史进程中，普鲁士是个后来者，那时，还未入配第的法眼，所以，书里没提到普鲁士。

只有强权国家，才能进入此书门槛。当时欧洲强权，海权荷兰，陆权法国，三十年宗教战争，打残了神圣罗马帝国，重伤了哈布斯堡王朝，普鲁士乘机而起，但未成气候，尚在崛起中，英、荷、法皆为战胜国，又起新争夺，结果，荷兰战败，陆战败于法国，海战败于英国，失去强权，配第写作《政治算术》时，正值第三次英荷战争期间。

正如中国《孙子兵法》所言“多算胜，少算不胜”，配第的《政治算术》就是这样一本“多算胜”的书，在英国最需要它的时候问世，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其内容，为“知彼知己”两部分：“知彼”部分，从第一到第五章，是英、荷、法三国比较；“知己”部分，从第六到第十章，是英国经济增长及国力分析。?

与法国相比，英国是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但配第却认为，英国足以抗衡法国，大航海时代，造就了海权国家，被海洋包围，不再是孤岛，海为国域，足以自卫，以海运进取，能造就世界统一市场，实现全球化，法国对此，惟有望洋吧。

按照配第的算法，国大不如市场大，土地与人口作为立国之本，乃传统陆权国家优势，在新兴海权国家里，立国之本，已被市场与商品、生产和消费取代了。

但海权国家也有弱点，那就是海域辽阔，领土分散，人口亦分散，对于分散的海外殖民地，难以实行中央集权，试以英伦数岛，又如何能统领一个日不落帝国？配第看到了英国的薄弱环节，但那时英国正处于上升时期，他认为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

正是在英国的薄弱环节上，后来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同样，在配第的算法中，有人也指出了他的薄弱环节，例如,在科恩著，张卜天译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一书的“政治算术和政治解剖学”中，就指出他“基于社会和经济统计数据为政治提出一种行动方案”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而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准确的数据”。“准确的数据”应该来自土地测量和人口普查，配第由于缺乏这两方面的实际数据，只能凭着自己的估算来猜测，“他承认自己不得不去猜测一个城市的面积”，而且，不得不用“报道的房屋和葬礼的数目来估计伦敦的人口”，据说，他“把葬礼数乘以30，房屋数乘以6，有时乘以8”，这样的算法，所得结果，只能是经验的近似值。

这在经验主义占上风的英国还可行，在偶然性里，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尝试，总能摸出个大概来。可在理性主义泛滥的欧陆就行不通了，要驯服偶然。

这就要将有关政治的轻重与短长，都放到理性的天平上来称一称，放到科学的范式里来量一量。在一切理性中，最普遍的理性，是数理；在所有范式中，最通用的范式，是数学。其余学科，都有着明显的专业属性，被学业分科约束而有局限。

故欲驯服偶然，求得必然，必以数学，数学之于必然，其术有二：

一曰“演绎必然术”，也就是将人的行为，放在几何学的原型里，做必然性的考察，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这方面的经典，该书全名为《用几何程序证明的伦理学》，将人的行为置于定义和公理体系中，依次导出命题及其证明，仅以推理获得一个几何学的形式，而未涉及任何有关人的行为的数据模型，故为先验形式，而非经验形式。

二曰“归纳必然术”，此术，最早由英国人培根在《新工具论》一书中提出，其欲以观察与实验的方法，突破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形式逻辑框架，用归纳法取代演绎法，用之于数学，就是统计学方法，开辟了一条经由偶然趋近于必然的经验道路。

而莱布尼茨，对这两种方法都用过，他若非唯一，也堪称最早。

在“数学形式的社会科学在17世纪的目标”一节中，科恩提起“将几何方法用于社会科学问题的另一个例子”时，接着格劳秀斯、斯宾诺莎，提到了他。科恩说他，曾针对“选立波兰国王”的问题，写过一篇论证文章，题为《政治证明的样本》，那时，他才23岁，比斯宾诺莎《伦理学》出版还要早八年。

此文一问世，即被视为新样本，以其几何样式，为必然性文体。文中，他以一系列编号命题的形式，阐明主旨，间或以推论和引理为据，作出确定性证明。科恩指出，《样本》发表时，波兰国王已经选定，莱布尼茨支持的候选人落选，故其实际作用不大，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份政治数学化的开创性文献。

如此行文，便是欧陆理性主义泛滥的一个形式化的文体“样本”。

如此“样本”，把经验主义的就事论事的“摆事实，讲道理”，变成了基于公理和定理的一套“推理的算法”，一个用逻辑演绎出来的自明的“文体样式”。

中国传统里，也有一套别样的“算法”和异端“样本”，但那不是几何学的，而是基于生理性和物理性的，生理方面，有阴阳学说，物理方面，有五行说。

用五行学说，加以天干地支的时空运算，赋予政治以算法样式，从五行相生相克的宇宙论到五德终始的历史观，自然演化与历史进程被加持了数理统一性。显然，那是前科学的，适应着神话与历史交错时期的中国文明。

从那文明的“原始性”里，黑格尔看出“非历史”，谢林看出了“非神话”，二人均以“非”字当头，表达了一种否定性。回到莱布尼茨，他会作何观感？正相反，他会拥抱“原始性”，并向其回归，回到文明的原旨。他要从中国文明的原旨里，寻找文明“前定和谐”的东方初心。

我们认为，这是他进入中国哲学源头——《周易》的根本原因。

但他使用的方法，显然不是前科学——自然神学的和玄学的，而是科学的，他试图以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使科学理性转化为政治理性，将科学方法变成治理术。可他的科学抱负，比他的政治抱负还大，科恩说，他的目标，是用数学的方法，来建构包括数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般科学”，使政治科学化。

谈到以“科学立国”，莱布尼茨做过一次尝试，那就是建立普鲁士王国。不过，这一次，他参与政治的方式，不再用以往的几何学，而是“把数学从天上拉下来”，投放于大地，用来测量土地，普查人口，化为一门实用性的数学——大地统计学了。

他还把这种数学，同逻辑学结合起来，试图提出一种民治与法治的数理逻辑，以概率演算的方式，实现对政治领域更为广泛的参与，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

这样的概率论苗头，还在莱布尼茨的《样本》时期就出现了。科恩指出，凯恩斯在其论述概率的书序中，就特别强调：本书主题，由莱布尼茨在他23岁所写的论文中最先构想出来，该文讨论的是选立波兰国王的模式。

这个苗头，后来终于在普鲁士国体上分枝散叶，开花结果了。

莱布尼茨以人口普查的统计学功夫，坐实了他有关普鲁士王国的立国主张，实践了他曾经说过的那句名言：当争议发生时，需要进行争论的，不是两个哲学家，而是两个会计，他们只需要拿着笔，坐到自己的款项前，对对方说，让我们来算一算。

有一本书，名曰《驯服偶然》，加拿大伊恩·哈金著，刘钢译。这是一本用统计学讲政治的书，试图驯服国家政治中的偶然性。

哈金说，统计学如同文艺复兴，也是先在意大利城邦兴起，接着，便是那些海外殖民国家，对殖民地的土地和人口进行考察，然后，才被用于欧洲本土。

那时，普鲁士王权国家正在进行时，所以，哈金指出，尽管有先进国家走在了前面，但他同时又特别强调，“是德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才彻底意识到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以其统计学为特征的，因此他们要求成立一个统计机构来界定其自身及其权力”。

而德国思想家中，第一个拾起统计学的国家金苹果的，便是莱布尼茨，哈金称他为“普鲁士官方统计学的哲学教父”，他主张“普鲁士国应问世，而衡量一个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其人口的多寡，所以国家应该具有一个中央统计机构来了解其国力”。因此，哈金这样说道：“一个新的普鲁士国的创立应始于统计局”。

中央统计机构的设想，由莱布尼茨1685年向普鲁士政府提出。

那时，诸侯割据，邦国林立，要完成人口普查，几乎不可能，不同于一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也不同于一块可控的殖民地，一个尚未形成的国家的人口，不是一种可测的量，只有各种统一的建制，才能使得野蛮生长的封建领地成长为一个国家。

而国家之为国家的第一条，那就是人口。莱布尼茨以56个类目，围绕人口，对一国实力做评估，其中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以及年龄分布、各阶层人口分布、兵丁数量、育龄妇女数量、儿童死亡率、平均寿命、疾病的分布以及死亡原因等等。

当时，普鲁士的腓特烈亲王欲为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联合王国国王，反对派声称普鲁士只能为拟议中的联合王国提供一小部分力量，因而不应该作为统治者。

对此，莱布尼茨进行反驳，他先提出，联合王国必须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单元，王国心脏地带应该是其中最有力量的部分，而真正的力量在于人口的多寡。据此言，谁为王者？争无益，可以坐下来算一算，一算就知道。

于是，莱布尼茨拿出一批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进行演算，他算的结果是，整个联合王国每年出生65400人，其中，普鲁士为22680人，占了三分之一强。他不算兵力和财力，不用那些容易引起争端的军国主义的数据和指标，来算一国军政之实力，而是用提升一国幸福指数的人口出生率，来计算一国的活力。

在他的演算下，普鲁士显得生机勃勃，极具活力，理应当仁不让，成为联合王国中心。那么，联合王国成立以后，国家前景会如何呢？他又拿出了一组数字，演算了一遍，算出联合王国已有居民1962000人，认为，只要各邦联合，成为一国，就能迅速加入欧洲列强行列，因为，号称人口众多的英国，当时对外宣称，也只有550万居民。这既是个无法抗拒的理由，也是个无需拒绝的诱惑，仅仅一年以后，这个联合王国就成立了。

中西会通：通往世界科学院

哈金认为，莱布尼茨的说法，有“花言巧语”之嫌，认为他的设想当时能付诸实施的其实有限，那些统计数字，不一定都是脚踏实地得来的，他之所以能折服众人，促成开国，除了隐在背后的普鲁士王权的威力，那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由他出面，谁要他“一人就是一座科学院”？谁敢跟他坐下来算一算？除非请牛顿来跟他扳手腕。

若按照他的人口论，一个中国，居然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那中国岂不真的就要成为世界中心？对于康熙帝“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带来的人口增长，他还不得更要大大地点个赞？也许，这正是他看好中国、赞美康熙帝的又一个深层原因。

除了人口众多这一点，中国优势明显，他认为，在“对等的较量”中，他们与我们不分轩轾。在手工艺技能上，中欧不分上下；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们略胜一筹；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则相形见绌。对此，他长叹道：谁曾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

因此，他在内心里，酝酿着一个极伟大的计划，那是个追求统一性的科学计划，不仅追求科学本身的统一性，用数理逻辑来统一各门学科，成就一个“一般的科学”，而且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东西合璧，中欧会通，尝试着一种新的“世界性的科学”。

当他对“一般的科学”展开了追求，追到数学的源头——上帝与虚无的时候，他想，这在数学上，应该如何表达？有如天启，他居然想到了用1和0来表示，当时，就有宗教人士认为，他的二进制算法符合《圣经·创世纪》，当然是“上帝的算法”。

但他其实是在尝试着一种“世界性的科学”如何可能，先是受了古埃及和巴比伦计数制的启发，写了一篇《二进制数学》的论文，文中，不但提出“0、1二进制计数”，还阐述了二进制计数的整套计算法则，并系统地比较了二进制与十进制的算法。

他断言：二进制，乃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一种逻辑语言。

后来，他通过白晋神父，又掌握了中国宋代邵雍所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和方位图，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论单纯使用0与1的二进制算术——兼论二进制用途以及伏羲所使用的古代中国符号的意义》一文，把《周易》带到了欧洲科学殿堂。

此前，他曾正式提交论文《数字新科学论》给巴黎皇家科学院，却被院方婉言谢绝，理由是“看不出它有何用”，可一旦加入“中国符号”，二进制就有用了。

这是为什么？是法国流行的“中国风”所致，还是真的别有大用？

他在致白晋的信函中，这样写道：这个《易图》，可以算是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但数千年来却没人了解它的意义，真是不可思议，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接着，他就使之与其二进制数位表一一对应起来，将六十四卦的运算体系，如榫合卯般，完全纳入到他的二进制数学里。

中国易学研究，素来分易数和易理，莱布尼茨可以说是千年以来易学第一人，在易数方面，他使易学转化为科学，在易理方面，他使易学通往上帝，一种新的“世界性的科学”在此初露端倪，怪不得他说，仅凭这一点，康熙帝就该赐他中国国籍。

他讲学术，也讲政治，当普鲁士君王称他“一人就是一座科学院”时，还有比这更大的政治成就更令他深感自豪的吗？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是科学。以此，他对前往中国“科学传教”的传教士，不但心向往之，还期待甚殷。

据说，他曾通过传教士致信康熙帝，建议在中国建个科学院，此事似乎未有着落，因为目前尚未见有康熙帝的回应，给18世纪的世界、给启蒙运动，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则已接受了他的建议，正准备在俄国建科学院。

在实际政治过程中，科学院似乎不入流，有时，科学家还难免成为帝王笑料，如腓特烈大帝让欧拉修水槽，这位大数学家只算出了将水升至蓄水池所需之力，于是，腓特烈向伏尔泰吐槽：我的磨坊连几何学都用上了，却连一口水都送不到水池里。

类似的例子，有不少，吐槽科学，但结果却是吐槽者本人变成了笑料，若把科学院放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上来看，那景观可就大不一样了，伟大当然要丈量。

一国之气运，一朝之气数，不妨以科学院为尺度，来量一量。英、法得风气先，这就别怪它们富国强兵，走在了欧洲列强的前头，接踵而来的是普鲁士，德国因之而统一，并强盛起来了。接下来还有俄国，刚开了一个科学院的头，就难以为继了，但也足以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对此无动于衷，结果，就从被追捧到被欧洲人抛弃了。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国风光从山头掉到山脚，有如玉碎。

到了19世纪，欧洲人翻脸如翻书，将被中国风吹拂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两页翻过去了，中国影响，也被他们翻过，从此消失。当他们翻开新的一页，重读中国时，中国已不再风姿绰约如千年神女，而是香消玉殒，一地鸡毛，有如老巫婆。

当然，这些都发生在莱布尼茨身后过了一个世纪以后的情形。十八世纪，中国不理睬科学院，到了十九世纪，就被欧洲人打脸，若莱布尼茨在天有灵，目睹中国遭受百年凌迟，他会如何观感？是为中国不幸而痛心，还是怪自己对中国看走了眼？

可他是那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呀！对于东西方文明的“前定和谐”有着多么刻骨铭心的信念。我们来试想一下，他该会这样说吧：走着瞧，再看看，看中国，至少要看三百年。于是，百年之后又百年，中国有了科学院，看他还会怎样说！

我们深知，他会这样说呀：这还不够啊！按照“前定和谐”原则，东西方不是要大联合吗？而大联合的科学院，不就应该是“世界科学院”吗？若要以“科学立国”，那“世界科学院”所要求的，岂不就是“人类共和国”？所以呀，中国加油吧！

从莱布尼茨那里，我们似乎总能听到这样入魂的历史的回音，被这样一位“千古绝伦的伟大智者”的灵魂的实体加持过的民族呀——中国，你有多么幸运！是的，他没有看错，中国就是中国，正在走向他的以科学立国。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