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嘴欠的、古板的、腐朽的邹小樱，又上线了。

今天喷的不是《我们的歌》，而是想借（还略有一点热度的）《我们的歌》去试着讨论一件事：我们在看音乐综艺节目的时候，看的是什么？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主义以降，社会分工日趋细分化，“音乐表演”成为了一种专业的、具有高度审美集中化的行为。在严肃音乐的传统中，现代音乐表演几乎等同于观众们钦羡注目的体育运动。音乐家在舞台上的演出，其本质上是对于音乐作品富于再创造和诠释性的再现（reenactment）。即：哪怕你演绎的是过去被演绎了千千万万遍的歌，无论是肖邦的叙事曲或是再回首恍然如梦，你之所以能够在台上，观众之所以在台下（或电视荧幕之外），原因都在于你对这首作品的创造性诠释，值得大家为你起立，鼓掌。

可是，“创造性”一词，在当下似乎已经越发成为奢侈品。许多年前，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乐评人的狄奥多·阿多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聆听的退化”。这位双手插在裤袋里的哲学家表示，“听众们缺乏连贯性、注意力和专业知识，这使得对音乐那种真正的专注变得几乎不可能……”丧心病狂的阿多诺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商业电台和唱片，认为它们侵蚀了艺术本身，对“真正的音乐家”无异于劣币驱逐良币。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一边刷着短视频，一边在短视频上看着音乐综艺的cut，笑而不语。

在以《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竞演式音乐综艺节目里，把音乐表演（主要是演唱者的人声演绎水平，更准确地说是飙高音的水平）作为最重要的衡量尺度，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上音综的首要条件是“唱功好”。可到了现在，当你看着《我们的歌》上，杨丞琳女士在分享她逐梦演艺圈的心理历程时，马嘉祺和杨坤进行着跨世代的合唱时——郑重声明，我绝对没有认为杨丞琳或马嘉祺唱得不好。首先“唱功”在我的字典里面一直都是最low的词；其次是我在前司漫长的生涯里，杨丞琳女士是我曾有份儿参与的在线音乐会C位嘉宾，她能不能唱我很清楚；至于马嘉祺，时代少年团第一个外务，就是我在前司所做的项目，大张伟老师、张远老师的歌迷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所以，我对两位相当有respect，我也相当清楚，尽管当下的音乐综艺依然围绕着歌手演唱为主轴，虽说歌手的职业化、演唱技巧的专业化依然是重要的基准，但，在收视率、全网讨论度的倒逼下，关于音乐表演的公共性（public nature）反倒成为了我们最重要考量的事。

何谓“公共性”？我举一个例子。周深和Gai在《天赐的声音》上的那首《玫瑰少年》。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说，这首歌难听爆了，尴尬爆了，有关系吗？难道节目组不知道，Gai根本不适合《玫瑰少年》这首歌吗？他们当然清楚。他们正是需要把这首在少数派群体中具备特殊意味的歌曲，以这种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方式，在此处进行放大。节目播出之后，被惹怒的观众以社会文化属性对其进行抨击，音乐得以超出技艺的讨论而进入文化传播环境当中，这听起来相当功利主义，但这恰恰也是沿袭了古典音乐评论的传统，过去两百年来的乐评人都倾向于用宏观的文化视点来进行音乐文本的审视。这也是我的偶像萨义德所说的“音乐演奏情境”（performance occasion）之思考面向——这才能出圈啊，朋友们。

废话至此，你应该明白，音乐表演从音乐厅到万人体育场，再到录制演播室、你的手机屏幕上，其审美内核早已从专业化的技巧评价转入了普世性的公众话题讨论，《我们的歌》同样如此。在过去几季的节目中，其通过发掘歌手之间的情谊、跨时代沟通等方式，再加上妥善处理当红艺人与老艺术家的关系，让该节目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包括像林子祥在其中的重新出山，大老师和汪苏泷的黄金组合，都是相当不错的亮色。这一点也直接成为了其他综艺节目重要的参考指标，像《声生不息》，《闪光的乐队》，都或多或少地参考了《我们的歌》的成功模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的还是得是《天赐的声音》，人家是怎么搭怎么来，他们是怎么翻车怎么来。毕竟重大的翻车事故还是能上社会新闻的。就这么贱。

当然，这些年里也有我个人非常满意的、以树立正面“音乐表演情境”（performance occasion）为己任的音乐综艺表演。我现在随便就能想到的：《炙热的我们》里彩虹的《卡路里》；《哥哥》第一季的最后，哥哥们唱彩虹的《醉鬼的敬酒曲》（金承志天才连击）；《声生不息》杨千嬅&周笔畅&单依纯的《高山低谷》；《声生不息》毛不易&李克勤《最佳损友》……哦对了，我们不是在说《我们的歌》吗？汪苏泷大张伟的《大娱乐家的深情就是个笑话》是坠吊的。在所有人的装疯卖傻、装聋作哑的年代，我的严肃就是个笑话。